摘要：北宋理學家張載的《西銘》,被視為是表達儒家思想的經典之作。對其的理解詮釋也呈現不同的旨趣選擇,朱熹與王船山就分別有注解文本問世。將二者比較而論,朱熹繼承程頤的“理一分殊”詮釋模式來論述“事親以明事天”的本體論形上工夫重要性,王船山則以批判的態度,指出程朱分析《西銘》的不足,并給出自己強調道德實踐的新詮。船山從“天人相繼”的角度重新說明張載的“天親合一”境界理論,基本肯定程朱“理一分殊”的詮釋范式,但不滿意于他們對事親“孝道”的重視程度,提倡“事親以達事天”,突出“事親”優先于“事天”的義理價值。對比朱熹與王船山注解《西銘》旨趣的不同,船山對其“孝”的道德意義的重視更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