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22%至58%的患者在初級保健機構主訴軀體癥狀。既往研究發現軀體化與憤怒特質和家庭功能相關。然而,有關研究卻非常缺乏,特別是評估家庭功能在憤怒特質如何成為軀體主訴中的調節作用。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驗證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的變化是否調節憤怒特質和軀體化之間的關系強度。方法：采用橫斷面研究設計并從上海一所綜合性大學招募2008名大學生。所有參加者完成問卷,包括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狀態-特質憤怒表達量表2（STAXI-2中文版）、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第二版（FACES II中文版）來評估其當前的軀體化程度、憤怒特質與家庭功能。采用分層線性回歸分析（進入）分別對男性和女性驗證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對憤怒和軀體化之間的關聯性的調節作用。結果：軀體癥狀在男性女性中均與抑郁和憤怒特質以預期的方向顯著相關。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適應性與軀體癥狀呈負相關。女大學生家庭親密度對憤怒特質和軀體化之間的聯系起到調節作用,而男大學生家庭親密度的調節作用是輕微的。變量目前抑郁癥狀矯正后,家庭適應能力的調節作用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沒有顯著性。結論：容易憤怒是軀體化的一個獨立預測因素。對于女性來說,較高的家庭凝聚力是一種保護因素,可以減少憤怒特質對軀體癥狀的影響。沒有當前抑郁的共病的話,家庭適應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憤怒傾向的個體發展為軀體化。家庭凝聚力培養、家庭靈活性培養和抑郁治療相結合的干預措施可能對有憤怒特質的軀體化患者更有效。